杀死那款手机游戏
Danny丨作者
一萌丨编辑
因为一款手游，14岁女孩刘歌从自家阳台上一跃而下。
一开始，市民赵芳（化名）女士只是发现其微信账户两千多块钱莫名只剩下28元而去银行查询消费记录，意外的是：银行流水显示，一个月内她的账户在一款名为《龙族幻想》的手游消费竟高达61678元。也正是此时，她接到了女儿刘歌（化名）一条“遗言”意味的短信：“妈妈，是我干的，我不想活着了。”
6月7日，《新京报》以《14岁女孩玩〈龙族幻想〉充值6万被发现后自杀，游戏被指氪金、涉黄》为题报道了上述事件。这篇集齐了未成年人、自杀、手游、天价消费等热点关键词的社会新闻报道，将游戏五花大绑，推到家长和社会面前审判。
刘歌之死令人扼腕，但《新京报》这篇报道也引发了不少争论：把游戏打成家庭和社会教育失败的替罪羊，有逻辑吗？在还未立案时就做起了裁判，合适吗？
其实“游戏—家长”之间的对立，也非一日之寒。
被媒体放大的隔膜
这种对立，源自出生于不同技术世代群体间的隔膜。
大部分人，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，对于新生事物和超出自己认知的东西，往往抗拒、否定和敬而远之，这是生物本能——未知往往意味着危险。比如，很多鼓励父母勇于尝试的年轻人都对这句话很耳熟：“乱按，按坏了怎么办？”
电子游戏亦然。父母们第一反应往往不会是与子女同乐，寻找共同话题，而是敬而远之，为维护为人父母的地位，还要阻止孩子玩游戏；玩游戏的孩子一旦有出格举动，那一定“都是游戏害的”。
而这种隔膜，又因为媒体记者对游戏的不理解而在大众媒体报道中扩大。比如《新京报》报道里这句话：
怎么回事？花钱买服务是全世界的公理，连游戏中“需要花钱购买虚拟道具”这种事儿都要大惊小怪吗？看来从记者到编辑，要么不是游戏玩家，要么就是装傻。
该文还引用了一句普通网友的话：
等一下，怎么感觉不对劲？
首先，一名普通玩家怎么知道“游戏里有四成玩家是青少年”？数据出自哪里？可信度有多少？为了“捶”电子游戏，你们这些严肃媒体连数据信源都不核查吗？
其次，“需要先花钱才能玩”的游戏，在国内只有很少数。一般来说，玩家的游戏消费可以分为买断和内购，买断指的是一次性付费获得游戏游玩资格，内购则是指的在游戏内购买游戏道具或者游戏时长。目前国内手游一般都采取免费游玩、道具付费的机制。也就是说，《新京报》案例中的刘歌，无论花钱与否都可以玩《龙族幻想》，并无强制消费，不消费不能玩的情况。
第三，在游戏里花钱买道具，和现实中买奢侈品彰显身份的行为并无二致。《新京报》援引网友的说法，似乎是表达“游戏通过一种消费不平等来逼迫玩家消费”之意，这是一种“绑架式”消费，并不合理。
然而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日，类似利用攀比心态刺激消费的套路遍地开花。爱马仕限量的kelly包或铂金包，同样需要几十万的预消费门槛才能购买，在座各位有谁谴责爱马仕了吗？商业社会通过花钱购买“尊贵体验”，没毛病，为什么现在有人偏偏把游戏当靶子？
媒体从业者应该用社会公器弥合代沟，而不是固化、扩大乃至亲自下场审判。
涉黄，还是媒体污名化？
《新京报》花了一个小标题的篇幅来论证《龙族幻想》涉黄，然而其逻辑之诡异，令人咋舌：
媒体对游戏的误解有多深（或者他们对游戏有多无知）？
所谓的“角色塑造”，其实是玩家们俗称的“捏人系统”。这一系统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日本游戏巨头任天堂推出的“塞尔达”系列游戏中首创的纸娃娃系统。意在通过让玩家塑造游戏内角色，提高带入感，捏脸、捏体、换装乃至《王者荣耀》等MOBA游戏中的皮肤系统都可以视为纸娃娃系统的一种延伸。
另外，国内任何一款有版号的游戏，在未经玩家私自修改的情况下，都不可能出现露点级别的裸露。因为国内监管严格，在捏人过程中，男性角色至少穿平角短裤，女性角色则一般会身穿保守的分体式比基尼。
如果这都算涉黄，那咱先把维密内衣秀禁了吧。
文中还提到了这么一条看似“实锤”的证据：
首先，游戏厂商要为同人作品负责吗？有UGC“污图”，就得怪游戏厂商做得太真实，给玩家提供了素材吗？按此逻辑，用AI换脸术，把女星的头脸换到AV上，是不是就可以说该女星涉黄？
其次，搜索结果涉嫌色情，不能怪游戏公司，这是常识。文中提到搜索时出现的带有色情意味的推荐内容，明明是该记者使用的搜索引擎的算法所推荐的黄色内容，如果一定要用来作为论据，显然是讨论搜索引擎的监管更合逻辑吧？
事实上，无论是官方的捏人系统，还是涉黄的同人内容，几乎任何一款游戏都难以避免，所涉问题，绝不止游戏公司和游戏那么简单。
往大了说，我们该反思一下：不管多么正能量的内容，为什么总有人用来制作色情内容，这社会怎么了？往小了想，我们应该考虑怎么构建合理的壁垒，隔绝不合适的内容，避免所谓“童年的消逝”。
但是无论如何，媒体把这些有意筛选过的素材，编造完了塞给不了解游戏的公众，污名化一款游戏，实在是令人齿寒。
宁死，不沟通，这是游戏的错？
“你们做家长的有没有想过，孩子连命都不要了，也不愿跟你们说一句心里话……”微博大V@捕鼠者DC 在微博评论《新京报》的这条新闻时写道。
从《新京报》描述的刘歌偷偷充值被发现后的反应，我们不难想象一名初三学生的惊慌和无助。然而，这种惊慌是是游戏造成的吗？
显然不是，未成年消费，退了就是，刘歌原本不必惊慌，而且根据《新京报》的后续报道，腾讯也的确退款了。
这种惊慌就明明来自对家长制权威的恐惧。如果有一个能心平气和的父母“坦白交代”的环境，刘歌自是不必至此。
问题是，中国式的家庭养育环境允许吗？
没有，以至于一个年轻的生命消失之际，父母都还不知道孩子怎么就开始玩游戏了：
此外，尽管《新京报》报道中极力渲染家庭的温情，但是其中父母对于刘歌的“中国式家长”的关怀，如果单独拿出来让人看，实在是让人有些喘不过气。
游戏充其量只是让家庭教育失败爆发的导火索，而非根源。就算没有游戏的影响，家长们也会找到别的借口为自己的失败和失职背锅，而最常见的借口就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商业化带来的新事物。
进入大众传媒时代以来，文化工业涌现了一款款新的内容产品，从流行音乐、肥皂剧、动漫再到电子游戏，而这些产品无一不为教育的失败背过锅。沉迷靡靡之音忙于追星退学的、天天看电视导致近视乃至成绩下滑的，再到沉迷游戏的。
仿佛错的永远是这些产品的创造者和售卖者，而不是失败的家庭教育。其实哪怕追溯到古代，让富家公子学坏的也从来都是淫诗艳词、花街柳巷，而不是两代人之间的沟通隔膜。
这些文化产品就那么成了背锅侠。毕竟，父母需要为自己的失败找到合理的外部理由：“不是我教育不好，是游戏耽误我孩子”；长大的孩子需要为自己幼年的错误找到合理的掩饰：“不是我不好好学习，是游戏带坏我。”
两代人成长环境完全不同，而家长往往将教育的失败归因于外部时代。然而，“时代变化”的本质是技术和商业的进步，而放弃适应新环境的，偏偏是家长们而非孩子们。
在不少家长的逻辑里，孩子近视不是因为作业太多，而是电视和手机害的；孩子不理自己不是因为沟通有问题，而是因为游戏……然而，就算没有游戏，孩子就会跟你们好好说话吗？
恐娱至死
这是个“娱乐至死”的时代，但诡异的是，中国人对待未成年人则是“恐娱至死”。
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误读，“克己复礼”已成了中国文化基因中的一种清教式情绪。保守者天然抵制娱乐消费，在父辈看来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凡是不产生价值（尤其是不能赚钱）的行为，都是游手好闲，玩物丧志。
以电竞为例，哪怕你靠电竞为生，名利双收，家长还是觉得你需要一份“正经工作”，仿佛游戏电竞就是不正经的营生。哪怕在《新闻联播》报道中国电竞队夺冠的光鲜时刻下，你还能看见这样的评论：
大家去看看这几天所谓的夺冠画面吧，四个孩子里面三个近视，其中两个很瘦弱，如同吸食毒品，另一个体型肥胖，我不是在恶意贬低他们身体，孩子们也是无辜的，我只想说游戏这样的东西真的值得我们去争夺冠军吗，这个算体育项目？对年轻人不是正面引导而是无声伤害！
而“负责报道一切”却不能对报道负责的无良媒体，显然助长了这一态势，在输出并不断强化者“游戏是有害物”的价值观。
讽刺的是，这些媒体一边和各大游戏公司保持的良好的商业合作，为其传播提供渠道，另一边却又和家长合谋，将自己置于道德高地。
2018年，在《跨界的功能游戏，离商业化还有多远？》一文中，《新京报》不只对所谓“功能游戏”全盘接纳，而且还在鼓吹其商业化前景，然而在对《龙族幻想》的报道中，却连“氪金”这种基本的营收方式都当作“制毒”一样的行为质疑，所为哪般？
更骚的操作还在后面。
在该报道发布后不久，《新京报》官网新闻对原文从标题到细节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。新版本抹去了标题中《龙族幻想》的游戏名，去掉了很多温情的细节，加入了大量游戏厂商的回复，在打脸自己此前立场的同时，还俨然有种为游戏厂商辩护的感觉。
《新京报》这种不动声色改文章的行为，像极了此前一边大骂同行没有新闻伦理，一边一声不响地默默删除自己假新闻的双标模样。这背后究竟是良心发现、新闻理想复苏，还是资本发力、商务压力胁迫？
我很想问：《新京报》的屁股，到底坐在哪里？
《新京报》的原始报道通篇下来，唯独有一处最让我认可。
游戏本身的未成年监管漏洞是一方面，但如果家庭中有一种平等对话沟通的氛围，家庭和学校给孩子足够的网络素养教育又何以至此？可惜记者后面却跑偏了，没有沿着专家的逻辑继续谈下去。
媒体应该关注社会教育问题，而不是一边写软文，一边道德绑架游戏，制造意识对立，为社会的失败开脱，为家长的失败找借口。
无论如何，电子游戏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，正如波德莱尔所说，你无权蔑视现在。
那么，与其抗拒，不如接纳。请放过游戏，救救孩子，管管无良媒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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